杨洁勉：大国外交理论与国际秩序建设：“三个百年”思考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不仅仅需要进行学理性和学术性的研究，还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性大国，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更加需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现在我们所具有的一些外交理念，就像一颗一颗散落的珍珠，还没有被系统地串联起来，成为一串珍珠项链，也就是说，还缺少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设。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从“三个100年”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国际体系百年变化看世界的变革

一方面，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比如相继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后冷战体系等。对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如何界定，有多种说法。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国际体系趋向多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是多重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叶江认为是无极时代。我认为，首先从国际体系的百年变化来看，至少有三个特点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力量的对比，但是今天的力量对比跟1918年、1945年和1991年都不一样，更多的是向软实力方向和低政治方向发展。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有一次他到上海来，我问他，软实力这个提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太太让他在厨房干活时，他想出来了这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我想，如果这样的提法是由一个小国的学者提出的，那也许就不会在世界上传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在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呼应。

第二，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伴随着行为体和主要议题的变化。现在的国家行为体比1945年时多了三倍，而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不胜其数。主要议题既有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传统议题，也有更多的非传统的议题。

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之间怎样从无序到有序、从相互抵触到合作共赢、从脱胎于一个日渐消失的旧体系向一个逐步形成的新体系转变，这个过程还是有迹可循的。我也并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100%无序的世界。无序中是有序的。例如，在安全方面，在巴尔干空袭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全球治理也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实践。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国际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另一方面，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在过去100年中虽然历经曲折，但是总的来说，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还是成为一个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和获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前几个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这使中国得以进入一战战胜国行列。让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满怀悲愤的是，一战以后为什么青岛还要被日本拿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没有成为战胜国的一员，我们所处的地位，肯定更是不堪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战后进入了世界大国行列。中国成为这个体系的获益者，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西方建立的，也是我们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正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遵循从易到难的途径，基本上从经济和发展两个方面逐步走向政治和外交，乃至安全和军事方面。在这些方面现在刚刚起步，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上。

第三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成为全球大国，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外交理论上，都缺乏经验和积累。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与阿拉伯联盟相比，它可以派出一个老牌政治家搞斡旋，而我们只是派出一个中东特使，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很少。过去中印发生边界战争后，锡兰（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而现在我们对南海问题都无法斡旋。这说明我们实战经验不够，人才不够。

特别是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上，我们更多的是提出原则口号，而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战略设计和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既是强烈的时代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从百年探索看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按毛泽东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也是100年的时间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历经曲折之后终于走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10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探索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大致是30年经历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那时候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时中国是在逐步认识和准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特点是一切以苏俄为师，比如像我们去老革命根据地参观时看到的，江西瑞金叫“红色苏维埃”首都等等。第二个阶段是探索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毛泽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这个阶段到现在还留有历史痕迹，例如中国领导人在一定场合都喜欢提一提胡志明、看一看卡斯特罗等等，这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阶段大体就是1979年到2007年，这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这两项事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理论的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还要几个30年才能成熟，才能走向世界。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初见端倪。秦亚青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由时代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组成。夏立平教授认为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多层次（包括理念、制度和政策）、宽领域、大纵深。曲星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本人认为这一体系包括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等。应该看到，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缺少。这说明我们的任务还很重。

第三，王毅外长是比较早和比较给力地主张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早在2013年夏季，王毅外长在各种重要媒体发表文章，讨论和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提出在继承新中国外交60周年大政方针优良传统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还只是理念：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理念”到“理论”，我认为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怎样能够让世界理解，有时候还是很难的。这个话语体系的特色和共性是我们学者需要做的。

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的百年使命

这也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一部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至少有三大任务。一是要坚持理论的实践本源，投身于当前丰富多彩且又复杂纷繁的大国外交实践中，感受时代，领悟真理。要能够下接地气，上接天线。

二是必须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真正做到把握和营造趋势，实现从实践到理念、从政策到战略、从理论到思想的无缝连接。

三是确定中国特色大国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学界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假设、基本概念、条件、挑战等，构建起理论，并且接受实践检验。实现“国家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互动发展。强调“中国特色”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概念。我一直认为，“特色”是历史现象，所以不可能永久不变，它应运而生，也因势而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经济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中国的体量和重要性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还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中国特色”须逐步淡化，“世界意义”要逐步深化。有的学者非常强调“普世价值”，这容易引起争论，我想，是否可以换成“世界利益”这个表述方法？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必将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将会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将更具世界共性。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特色”就会减少，共性就会增加。

“中国特色”要逐步为世界所接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世界的东西也要逐步为我们所接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只有两者相互交替，才可以得到共同发展。

中国要与世界共同建设新理论。只有中国的理论是不够的。对于现有的“理论存量”，我们要去理解和掌握；对于“理论增量”，我们要跟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总结和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新理论，在此基础上还要传承中外所有的优秀文明，夯实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继续筹划国际体系的建设。当前历史赋予中国建设国际体系的使命。要让中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平台上长袖善舞，我们学界不仅要台前观看、台下评论，更要台后给力。第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论要有所扬弃。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际秩序观，并不是只会讲“不”，并不是只是讲原则。对追求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前无古人，但启后者”，我们要提出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大国、什么样的政治大国、什么样的文化大国、什么样的军事大国，等等，对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我们也一样要提出来，并且版本不断更新，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第二，用理论指导秩序。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国际体系，就要从战略的高度搞清楚我们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我们有理想有目标，但是缺少理论依据。我们有道义有旗帜，但是缺少实施保障。我们有积累的金钱，但是没有积累的经验，更没有积累的理论。我们有恢宏大旨的高论，但是缺少具体策划的方案。知道了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的问题就随之迎刃而解了。

第三，我们还要对国际体系和秩序进行政策研究，而不仅仅是理论探索、战略运筹。不妨根据就近的原则进行分工，比如北京的学者可以多研究亚投行，因为它就在金融街；上海的学者可以多研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因为它就在浦东。新疆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云南学者研究中孟印缅有其历史传承。但是全国的学者都要研究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我的想法也不成熟。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待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央提出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自信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中国又是个新兴大国。作为新兴大国中的一个个体，我们的思想理论又是什么？

中国还是发展国家。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但是我们还坚持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个政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政治基础。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中国应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本世纪末应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到那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中国是亚洲大国。在历史上形成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很多集中在亚洲。我们在外交中应怎样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

中华文明对今后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对中华文明，我认为第一是要扬弃，因为其中有好的因素，有坏的因素，有当时是好的而现在过时了的。第二就是要继承。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中华文明已经没有多少知识，讲起来不超过100句话，就是“和为贵”等等孔子这几句话。

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我一直讲我们的集体精神、学习精神、宽容精神。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讲求宽容，有容乃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思想文明受到了美国人的嘲笑，他们说我们的文明是假的。十年以后，2008年美国就发生了次贷危机。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不会进行总结、包装和推销。我们只会说“润物细无声”，但是人家不知道谁是杜甫，怎么知道什么叫“润物细无声”呢？

流年太急，我愿继续努力，跟大家一起，把对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外交理论的研究继续下去，并且做好。